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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与《焦点访谈》

时间:2017-09-09 01:56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朱镕基与《焦点访谈》 孙杰 《焦点访谈》自1994年4月1日开播至今,已整整十年。在《焦点访谈》十年历程中,有一个人是必须要提到的,他就是朱镕基。 一、《盗伐危及大动脉》:朱
朱镕基与《焦点访谈》

孙杰

《焦点访谈》自1994年4月1日开播至今,已整整十年。在《焦点访谈》十年历程中,有一个人是必须要提到的,他就是朱镕基。

一、《盗伐危及大动脉》:朱镕基印象最深的节目

朱镕基从何时起开始认真关注《焦点访谈》这个栏目已不可考。但是,1998年10月,他在与这个栏目部分人员座谈时提到:“自《焦点访谈》开播以来,尽管我不是最热心的观众,也是一个很热心的观众。对这个栏目我一直积极支持、热心宣传,你们没给我推销费,我完全是义务的。”
朱镕基1991年从上海调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焦点访谈》创办于1994年4月。这个栏目的成长过程,正是他在中央工作期间。
根据我掌握的现有资料,朱镕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高度评价的《焦点访谈》报道,是这个栏目播出的一期极为普通的节目。
1996年12月16日,《焦点访谈》播出了一期常规节目《盗伐危及大动脉》:
包头至兰州的铁路穿越腾格里和毛乌素沙漠,为防止风沙侵蚀,保证行车安全,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铁路两侧建起一条条防沙林带。但是,银川段铁路沿线的一些农民为了微末小利,大肆砍伐林木,昔日绿树成荫的防护林带上留下一片片光秃秃的树桩。由于防护林不能起到固沙作用,风沙重新上道,直接威胁行车安全。
在1997年初的一次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提到了这个节目,认为《焦点访谈》的这期节目做得好,揭露的问题触目惊心。看起来这期节目的确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为在播出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他不仅能记忆起节目的大致内容,而且还能向与会者讲述节目中的很多细节。比如节目中被采访者讲述的当年艰辛的种树经历,比如节目中引用的一张绿树成荫的防护林带资料照片,等等。他甚至还从编辑技巧角度对节目进行评述,认为节目中历史资料与现实景况对比运用得非常得体,有冲击力和说服力。也许是为了表明自己对这个节目的厚爱有加,在一次会议上,朱镕基以半开玩笑的口吻对坐在身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建议:“这个节目得获中国新闻奖!”说完,他可能觉得还不足以表达自己对这个节目的激赏,扭头又对丁关根加上一句:“我看得是一等奖吧!”
据说,与会者都笑了,因为朱副总理的诙谐幽默。
当《焦点访谈》的一些人听到这个情节后,也都善意地笑了。
不知道在中国新闻界(或其他领域),像朱镕基这样级别的高层领导为一篇报道(或其他作品、成果)如此明确请功的事例有多少,也不知道他们的“钦命”最后落实有多少,反正朱镕基这次亲自出面请功没有奏效。
这自然不是《焦点访谈》栏目要“抗命”,只是大家觉得这个节目似乎不能代表《焦点访谈》的最高水平。
从上面的节目简介可以看出,《盗伐危及大动脉》的题材还是不错的,但就整体节目而言,公允些说,在《焦点访谈》充其量是中等、最高不超过中上等水平。这个节目甚至算不上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舆论监督节目,因为人们通常认为舆论监督的对象应该是有权有势的官员,而这个节目揭露的都是些农民违法者。节目披露了盗伐现象及其造成恶果的严重性,但并没有涉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也没有涉及任何行政管理问题,按《焦点访谈》的“行话”:节目“打”的就是一群农民。这样的节目在采访上是不会有什么难度的,有关部门会大力支持配合。事实上《盗伐危及大动脉》也是得到了银川铁路分局的合作,因为这期节目是在为他们“说话”。这并没有错。因为就国家和公众利益而言,官员与普通百姓违法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身份的差异并不能改变法律的唯一。然而在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实践中,身份的差异却可以改变读者、观众的心理。无论对于《焦点访谈》的从业者还是观众,如果哪一期节目的监督指向不是某一级的官员或某一职能部门,那么这一期节目的收视心理就会发生改变,觉得不像《焦点访谈》节目,至少不典型。《盗伐危及大动脉》基本处于像与不像《焦点访谈》典型节目之间。
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误区,却是一个无法更改的事实。
媒体更喜欢用“骇”的方式提出问题,而朱镕基这样的高层领导更愿意以务实的态度解决问题。
况且,就电视表现来说,《盗伐危及大动脉》也并不是很精彩,片子的拍摄一般,编辑也比较零乱。朱镕基特别欣赏的记者在风沙中报道、对比手法的运用等,在《焦点访谈》节目中更属“小儿科”。同样是反映盗伐现象,《焦点访谈》在此之前曾播出过《难圆绿色梦》,这个节目将电视的表现手段几乎运用到极致,内容也感人至深,观者鲜有不动情落泪者。《难圆绿色梦》获得1995年的中国新闻奖,但也仅是电视专题类(当时还没设电视评论类)的二等奖,《盗伐危及大动脉》与之在专业上相比,差距就比较大了。
我不知道朱镕基是否看过《难圆绿色梦》,也许看过后他仍会认为《盗伐危及大动脉》更好,或者对他而言更有价值。因为后者提出的问题更直接一些,更实在一些;而前者表现的理想主义色彩更重一些,更情绪一些。
但中国新闻奖毕竟是专业性评奖。《盗伐危及大动脉》又“生不逢时”,它播出的第四季度恰恰是《焦点访谈》节目竞争最激烈的时期。这也是《焦点访谈》一个奇怪的现象,几乎每年的最后一个季度都是好节目频出,而栏目所获的中国新闻奖的节目,也大多出在这个季度。按《焦点访谈》的评奖规则,每季度由各节目组先进行一次评奖,再进行新闻评论部内的季度评奖,然后每年推荐台的好节目评奖,再后推荐中国电视新闻奖的参评节目,最后才确定中国新闻奖的参评节目——因为这毕竟是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奖。
因为第四季度好节目比较多,等朱镕基对《盗伐危及大动脉》的高度评价传到栏目时,组内的评奖已经结束,这个节目根本榜上无名,自然也没有获得部内的奖项。好在这时台里的好节目评选还没结束,毕竟有朱副总理的评价,领导们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破格”将《盗伐危及大动脉》送到台里参评,算是折衷了一下。
但《焦点访谈》最后参评1996年中国新闻奖的节目没有送《盗伐危及大动脉》,而是在它之前不久播出的另一个节目《巨额粮款化为水》并顺利获奖。
当然,是一等奖。
有同事对《盗伐危及大动脉》的节目编辑曲长缨开玩笑说,你应该给朱镕基写信,要求落实他的指示。老曲自然不会这样做,但假设真有人向朱镕基汇报这件事,他会怎样呢?我想他肯定一笑付之,因为他不是一个让人把他的每句话都当成重要指示的人。他对《盗伐危及大动脉》的评价仅仅是他对《焦点访谈》的态度,这种态度基于一种信任,他知道这个栏目信任他,他也信任这个栏目。
当时也许最忐忑不安的是那些没有遵从朱镕基“指示”的台里的领导,如果朱镕基日后问起这件事,他们该怎么办呢?
大概是这期节目给朱镕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1998年10月,他来《焦点访谈》视察时,果真第一个就提到了这个节目,他甚至清楚地说出这个节目的题目——《盗伐危及大动脉》。“这个节目给我印象最深,”朱总理说。当时制作这个节目的二组制片人赵微正在现场出席座谈会,朱总理对着她说:“不过你害得我发了一通大脾气,把铁道部给训了一顿。”朱总理在座谈会后来的讲话中,又一次提起这个节目。
不过朱镕基没提起荐奖的事。也许他深刻记忆着《焦点访谈》报道过的题材,却把自己开过的玩笑忘记了。

二、《成功的“软着陆”》:朱镕基第一次亲审的节目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在北京召开。
伴随那个炎热夏天的,是媒体对十四大以来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热烈宣传。
作为社会影响广泛的《焦点访谈》栏目,自然要投入到这场被认为是当年最重要的宣传任务之中。负责这次报道的是当时主管《焦点访谈》栏目的评论部副主任袁正明,报道的总策划是声名卓著的钱钢,主持人是白岩松,此外还请了一位顾问,经济学家曹远征。
当时他们计划要制作一个十几集的大型特别节目,在《焦点访谈》栏目连续播出。如此大规模的特别报道,在《焦点访谈》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而且这组节目是在十五大召开之前播出,被认为是中央电视台这次会前宣传的高潮,是重中之重。为此,台里还特别批准,特别节目的长度由《焦点访谈》的常规节目的13分钟延长至15分钟。
新闻评论部自然对这次报道更是重视异常,专门从各个节目组抽调了一些骨干记者,成立了特别节目组,全力以赴做好节目。报道组的具体负责人是当时《焦点时刻》制片人梁建增。我当时是记者二组的编辑,也被抽出来制作特别节目。
记得当时正好是义务献血期间,每组都有完成的指标。我所在的二组验血合格的只有我一个。当袁正明副主任听说去献血,立即找到我的制片人,说:要保证孙杰做特别节目,不能去献血。制片人担心会影响完成献血任务。袁主任说,由他想办法。从中可见领导对确保完成这次报道任务的重视。
按钱钢他们的策划思路,是以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央改革的各项举措为纲,评价五年来的成就。尽管在叙述上没有跳出分改革、开放、国企、农村、教育、国防、外交等按领域划分的常规思路,但整个设计以各项举措为主线,这是非常高明和超前的,当时的报道似乎还有采取这条结构线的。而且,他们设计的节目形态也非常新颖独特且便于操作:所有节目都以微观具体的事例进入,并过渡到宏观情况介绍,在列举中央的相关举措及成效,最后是对权威人士的连线采访,发表评论。
尽管我对这种既非新闻又非专题,既像政论又像述评的“四不像”表达方式不熟悉,但因为有总策划钱钢宏观把握,所以我们做具体采访、编辑工作的人,压力并不大。
那时几乎每天都要在一间没有窗户的会议室里开“神仙会”。编导领到自己的报道任务后,要根据总体思路,写出自己那级节目的拍摄提纲,并由特别节目组全体同仁评头论足,彼此启发。记得当时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报道五年来的经济改革情况。但这集的题材太空、内容太广,而且与反映国企、农业等集的节目会有重复,钱刚说他还没想好,让我再等等,实在不行就改成金融领域。
看着节目组的同事开始一个个投入采访拍摄,而我的任务还没有定,心里的确有些急了。
我在《人民日报》的一位朋友曾跟我说起,朱镕基对这5年宏观经济调控取得的成就非常重视,他曾亲自推荐了一篇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和刘树成写的关于称赞经济“软着陆”的文章,让登在《人民日报》上。在一次聊天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钱钢,他眼睛一亮,说,对呀!为什么不做这个题目呢!
我虽然看过那篇东西,但没想到能做节目;钱钢是报道的总策划,他对经济问题的了解,比我要丰富得多,他说能做,我自然没有异议。
钱钢立即把顾问曹远征和另两位经济学者请来,一同商量这期节目的内容。但专家的结论却很令人泄气,他们认为这个题材是所有节目中最好的,但基本不具备电视表现的可能。因为它实际上是要对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央经济工作进行整体展示,政策把握要求高;而宏观调控又涉及到财税、金融、投融资等诸多领域的体制改革,理论准备要求也太高,15分钟的电视节目根本说不清楚。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因为任何复杂的问题都可以简化,可以强化结果虚化过程,这样就能进行电视化表现。
其实我们可以给“软着陆”的划出一条简单的主线:宏观经济环境明显改善的标志是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而“软着陆”成功的标志,就是在显著地降低物价涨幅的同时,又保持了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
不过,对我而言,披缕出这样一条主线并不容易。当时有关宏观经济环境明显改善的文章虽然有一些,但并不多,质量也不高。那阵,亚洲金融危机刚刚爆发,人们对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深刻意义的认识和评价,远不如后来高。为了弄清楚这次宏观调控的特点,我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经济工作方面的文献110余篇逐一研读了一遍,同时还通过关系拜访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经济学家刘国光,向他当面请教。
对于广大的观众来说,电视是感性认知的载体;表达理性思维,本不是电视的长项。最后,我决定用“账本”作为符号,通过消费物价的降低和经济平稳增长来反映宏观调控这一一个大话题。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说,“宏观调控”这个概念离他们太远,也太陌生,而物价则是他们生活中触手可及的感受,几本家庭流水帐无疑成为物价变动的最好载体和见证。这样,一个理论色彩非常浓的经济问题,被化解为普通老百姓可知可感的话题。
我的一位同事给我提供了一个例子——锦州市一对青年夫妇记了九年的“家庭理财薄”。我去采访,发现他们表达也不错,就把这一内容做为整个节目结构的主线。
我为这个节目制定的叙述原则是:“事”与“理”的统一。这个节目一方面要说“事”,它反映了我国(可能也是世界)经济史上顺利实现了一次最为成功的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也要讲“理”,表明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驾驭宏观经济的能力。同时,还要把“事”理论化了,而把“理”通俗化。“事”与“理”的杂揉,使观众在看“事”的时候,悟到的是“理”,而在悟“理”的时候,看到的又是“事”。这种理性认知与感性表达的统一,使理论问题的电视化不仅变成了可能,而且取得了成功。
任何一件好的作品,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新闻报道,都要有玄念、冲突和起伏。否则就很难让观众看下去。“家庭理财薄”为节目引入了一个很好的玄念,接下来的冲突和起伏便成为节目结构的难点。对于像特别报道这类节目的题材和形态,营造冲突和起伏的最好办法就是用对比的手段。
为了增加对比的丰富性,我就说“事”的横断面,在从微观的“家庭理财薄”到宏观的国家统计帐之间,又楔入一个中观意义上的(锦州)城市统计帐;同时,又就讲“理”的纵断面,在从中央发觉经济过热现象到采取措施之间,楔入一段历史的教训(经济上的“大起大落”)。这样,就如同在一个四边形中仅仅增加两条对角线,便可以分割出八个三角形一样,各种各样的对比便有了对应的基础,节目的动态和变化一下子便突出出来。比如,节目中青年夫妇对宏观调控实施前和“软着陆”成功后不同的物价涨幅感受是一种对比,(锦州)城市和国家统计帐前后的变化也是一种对比。同时,这三者同期的情况仍然构成一组对比。再如,老百姓对物价的感受与中央领导加强宏观调控的决心是一种对比,而中央政府以前治理经济过热的措施和结果与此次情况又构成了一种对比。对比,不仅增加了这一节目的深度,而且增强了节目的感染力和可视性。
大量的对比并没有搅乱节目的叙述线索,而是使结构层次更加分明。第一段落是加强宏观调控的背景;第二段落是中央所采取的举措;第三段落是“软着陆”的成果和启示。
在采访拍摄时,我努力使节目显得生活化。节目中虽然不乏高层次的学者、官员,更多的则是普通百姓。其中相当大篇幅是在居民家庭或农贸市场上采访的。对于这类节目,如此作法是冒了一定风险的。但由于所选择的这些点上事实包容度很大,与面上事实能有较为完美的契合,因而这种结构反而为节目增添了不少情趣。如“家庭理财薄”女主人打鸡蛋的场景,男女主人自然交流的对话,小商贩颇具感染力的叫卖以及国家统计局打印机急促的打印声等,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了通俗,我还在节目中大量使用比喻。无论是在演播室串场、解说还是在采访中,都运用了各种生动形象的比喻。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比较高深、专业的理论问题形象化。节目标题中的“软着陆”就是一个比喻;再如,把经济过热比作开快车,把经济的大起大落比作急刹车,把“软着陆”比作点刹车,用电水壶和电子保温壶形容调控机制等等。
由于前期准备非常充分,采访时思路又很明确,所以后期编辑很顺利,没费什么力气节目就编了出来。特别报道组在看这期节目时,大家都很兴奋,认为对普通观众而言,这个节目算是比较“好看”的;而就专家学者来说,它有是比较“耐看”的,可以当作样片供其他编导学习。特别节目这时已定名为《中国之路》,共14集,我这期节目原本是比较靠后的,因为制作顺利,袁主任把它排在了开篇之后,成为整个系列报道的第二集,取名叫《成功的“软着陆”》。
因为《中国之路》是台里迎接十五大的重点节目,所以杨伟光台长要亲自审节目。对此我并没在意,以为这种成就报道不会有什么问题。没曾想,杨台长看完节目后,却没有签字。他承认这是个好节目,但内容太敏感。
众所周知,这次宏观经济的各项举措基本是朱镕基同志具体操作的,他对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可谓功莫大焉,但他的职务当时只是国务院副总理。十五大之前播出这样一个节目,是否有为他“歌功颂德”的嫌疑?尽管我一再解释,这是以江总书记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集体智慧和功劳,但杨台长还是说有些问题他把握不好。
就在我感到绝望时,杨台长拿起了桌上的红机电话,他直接致电朱副总理办公室,说我们制作了一期关于宏观经济调控的节目,但有些政策上的问题我们把握不好,首长能不能看一下。朱镕基办公室很快回电,说朱副总理同意看,让把节目尽快送来。
杨伟光台长让我把节目马上复制一盘家用录像带,然后派他的秘书同我一起到朱总理那里送节目。
朱镕基当时的办公地点在中南海西北角的国务院办公区,是一栋独立的小楼。接待我们的是朱镕基办公室秘书郑朝曦同志,他说朱副总理正在开会,请我们把带子留下,他来转交。我说,这个节目等着播,时间很紧,希望首长能尽快定夺。郑秘书笑着说,放心吧,朱副总理肯定不会误你们播出的。
其实我没抱多大希望。给总理送带子是8月24日,特别节目25日要播出首集,按计划我的节目是第二集,在26日播出。对于一个日理万机的副总理,可能这么及时看我的节目吗?而且即使他看了,如果有意见,我也需要时间修改呀。所以,我叫袁主任还是别对第二集播这个节目抱任何希望,先准备一个别的吧。
8月26号上午一上班,巧好遇到主持人白岩松从楼里出来,他一见我就说,孙杰,你小子博了个大彩,今晚播你的节目!
我惊喜地问,节目审回来了?
白岩松说,怎么,你还不知道,昨晚朱老板那就给台里来电话,说朱副总理对节目很满意。你小子一个字都不用改,省大事了!
《成功的“软着陆”》于1997年8月26日作为《焦点访谈》特别节目如期播出。
在《焦点访谈》历史上,这是第一个由朱镕基同志亲自审定的节目。此后,在我的记忆中,朱镕基还曾在播出前审定过新闻评论部的两个节目:一个是在1998年月3月“两会”后,《新闻调查》就新一届政府机构改革的报道;另一个是同年9月,《焦点访谈》关于安徽南陵县鹅岭粮库调粮补仓欺骗朱总理的报道。
《成功的“软着陆”》播出后不久,中央电视台的经济部也想就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成功制作一个大型系列节目,杨台长建议他们看看《焦点访谈》的那个节目,说这个节目很好,朱总理都亲自肯定了。
再后来,《成功的“软着陆”》被推荐参加1997年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的评选,并获得了一等奖。

三、《“联通”何时能联通》:朱镕基提出商榷意见

朱总理对《焦点访谈》一直是褒奖有加、厚爱有加。外边人戏称朱总理是《焦点访谈》的真正“老板”;内部人则把朱总理认为是节目的真正终审人。
朱总理亲自给《焦点访谈》出过很多题目。
他要求《焦点访谈》解剖一些走私和偷逃骗税的案件;他要求《焦点访谈》揭露滥卖国有企业歪风的真相;他要求《焦点访谈》宣传国有大型企业稽查特派员制度;他还要求《焦点访谈》继续跟踪粮食问题。。。。。。
朱总理在山西考察时,对太原市扶植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工作很满意,就对省委、省政府负责同志建议:“把你们的经验让中央电视台宣传一下,搞一个《焦点访谈》,介绍一下太原。”这时,山西有位同志说,“《焦点访谈》都是批评节目。”朱镕基总理急忙解释:“不,不,《焦点访谈》不都是批评。”说完,他自己也禁不住爽朗大笑。
朱总理对一些企业不顾市场需求,在中秋节前盲目生产月饼,造成大量积压的现象颇不以为然,要求《焦点访谈》制作一期节目,给企业提个醒。当他得知《焦点访谈》已经播出了他安排的这期节目、而他没有看到时,颇为遗憾地说:“这期漏掉了,没看到。”
在朱镕基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他就《焦点访谈》节目说了多少话,已经无法统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基本都对《焦点访谈》的肯定和赞扬。
当朱镕基到中央电视台与《焦点访谈》编辑、记者座谈时,大家希望总理给栏目提些意见,朱镕基同志诚恳地说:“不是客套话,确实没有看到很大的缺点,提不出来。”他只是希望今后《焦点访谈》能够加强反馈报道,把地方政府正确对待舆论监督,认真改进工作的情况充分宣传出来。
但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话题:在舆论监督中,媒体应该遵守的立场和表现的态度。朱总理说,“我一直主张《焦点访谈》不要做裁判员,是非曲直不要从方宏进的嘴里说出来,要找有关部门。”
朱总理举了一个《焦点访谈》节目来说明这个问题。
这个节目是记者一组的骨干记者魏驱虎采访编辑的,在1998年4月13日播出,题目叫《“联通”何时能联通》。
1997年上半年,国务院决定,中国联通公司在天津、重庆、四川等地推行市话业务试点。当年7月,联通公司天津市话网率先建成,并在内部开通。按国务院文件规定,邮电部门应积极协助实现联通市话网的互联互通,但天津联通的竞争对手、同时又是其行业主管的天津邮电管理局,却迟迟没有把这一问题摆上议事日程,理由是要等邮电部下达有关互联互通的技术规范。而不能与邮电主网实现互联互通,联通公司投资5亿元建成的市话网就是一张死网,每推迟一天,联通要遭受20万元的损失。11月,有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想国务院领导提交一份报告,提出天津联通市话网力争在年底实现与邮电网的互联互通。但是,直到1998年年初,邮电部才下达了有关互联互通的技术规范。调查组又把两网接通的最后期限推迟到3月底,但依然没有实质进展。3月27日,天津市政府出面协调,天津邮电又提出只有对国务院和邮电部已确定的业务范围、技术规范等事项重新明确后,才能开始准备工作。这样联通公司市话网联通的日子遥遥无期。
这就是《“联通”何时能联通》节目的主要内容。
尽管编辑努力客观叙述天津联通和邮电的这场纷争,但所有观众看过节目后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天津邮电为了自己的经营利益,故意拖延,不让天津联通进入主网,进而同情联通,谴责邮电——虽然编辑并没在节目里这样明说。
其实,这种情绪并非只有魏驱虎有,全社会对当时邮电部门养成的“老大”作风和垄断地位都有微词,对邮电部门的批评也常常刊登在各种媒体上。在联通出现前,天津邮电的实际市话初装费为3650元,而联通的市话网开始建设后,两年间邮电的初装费就降到了1250元。因此,人们渴望能打破邮电的垄断,引入竞争,得到实惠。
带着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看这个节目,自然看不出问题,甚至还觉得这个节目不够“解气”。
《“联通”何时能联通》只是在题材上吸引人,尽管对于天津的这场纠纷有好几家媒体都在炒作,算不得独家,但它毕竟是社会特别关注的热点事件。至于可视性,老实说并不太高,节目有些枯燥,人头接人头地叙述,不是很好看。而且,在节目的大量篇幅是联通的人或站在联通立场上的人在表达,矛盾另一方的天津邮电只有一个人,双方话题的冲突感不强。——这是当时我在播出前看完这期节目后的感觉。我丝毫没有觉得节目本身有什么问题,倒是觉得方宏进在演播室的前后评论有些不妥。
那时,《焦点访谈》的编辑将节目送主管台领导审看之后,交给我所在的中心组,进行演播室的包装,主持人也由我这个组管理。按规定,编辑要给主持人提供一个进行演播室评论的大概内容,由主持人润色加工。但由于方宏进特别喜欢自己发挥,而且评述特别到位,不太喜欢用编辑提供的东西。所以,轮到他值班时,编辑也乐得轻松,只交过来一本节目带,让方宏进看完后自己“攒词”发挥。
记得那天是我们俩一起看的节目,看完的感想也基本一致:话题不错,节目不是很好看。因为我同老方都是天津人,对天津邮电均不满意。老方说,我有一肚子话,反正节目不很精彩,我想在演播室多说点,能不能把节目砍去一点。这在《焦点访谈》是经常的事,我同意了。本来我是应该先看一下方宏进写的评论的内容,但大家对他都十分放心,实际上绝大所属演播室的内容都是他一个人完成写作的。
录完演播室后,方宏进兴冲冲回到演播室,对我说,“今天说得痛快,肯定超过一分半了,你看一下。”
我看了一遍演播室内容,果然挺长。前半段没什么问题,觉得很好。但后半段我觉得有些“说白了”。这段内容是这样的:
国务院有关机构先后两次对联通公司联入天津市电话网限定了最后期限,但是,“联通”在天津仍然是“联不通”。天津市邮电管理局以种种借口来解释为什么联不通,似乎是无懈可击的。但实际情况如何,相信大家看后心里都会明白。在天津市市内电话业务上,联通公司与邮电局是竞争对手,就很像是两个人都在跑道上赛跑,邮电局方面既是运动员,有是这个跑道的老板,同时还是裁判员。他可以自己一边跑,一边迟迟不让“联通”上路。这样一来,开放市场、公平竞争等等就成了空话。好在新组建的信息产业部终于成为两家电话公司的共同主管,希望在他们的有力协调下,能尽早地结束这一尴尬的局面。
应该说,这是一段颇为酣畅淋漓的评论。但我觉得在节目中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天津邮电是在故意“刁难”联通,它在等邮电部制定的接入技术规范,这是必需的,这个理由确实无懈可击,而不是“似乎”。至于天津联通为何联不通,至少从节目中看,责任不在天津邮电。这个节目传达的是一种情绪,一种对要求打破电信垄断经营的情绪,这种情绪是对整个体制发出的。我说观众在看完节目后心里自然会明白联不通的原因,但我们不能说出来。不然,就把一种抽象的情绪表达变成具体的指责抨击了,天津邮电肯定会有意见,因为节目里没有抓到这方面的证据。
方宏进说,“实际情况如何,相信大家看后心里都会明白”这句话,可以有多种理解。但我说,你在后边又已经明确讲天津邮电在竞争中“迟迟不让联通上路”,这以表明示一种故意行为,前面的多种理解就有了唯一性,否则在逻辑上讲不通。
当然,我这仅仅是在与方宏进探讨,想把这段意思表达得更周全一些,我也不认为这段评论有什么不对,只不过是担心表达得这么直白,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还不如让观众自己去领悟。
由于重录演播室内容会比较麻烦,而老方又对自己的这段评论还满意,我也就没再坚持我的看法。
《“联通”何时能联通》播出后,的确激起了强烈反弹。一位有身份的人甚至言之凿凿称节目的编辑魏驱虎为此收受了联通方面的8万元贿赂。甚至连朱总理都听到了这件事,当然他只是一笑了之,表示“我不相信”。
为了维护中央电视台的声誉,维护《焦点访谈》栏目的形象,同时也是对记者负责,台纪检部门对此事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最后证明拿钱之事纯属子虚乌有。
但节目的确不是没有缺点。朱镕基总理敏感察觉到了这一点。朱总理提到的这个缺点,并不是我当初认为的技术层面的东西,而要深刻得多。
朱总理并没有提到这个节目中演播室评论内容存在的问题。在座谈会上,他想讲讲对“报道天津联通和邮电打架”那件事的想法,但不知道这期节目是谁做的。
恰好,节目编辑魏驱虎也在外间旁听这次座谈会,他急忙站起来说,“是我做的,总理。”
朱总理对他说,“你那个报道没错,但事情是非常复杂的,不要轻信,不要忙于下结论。”
朱总理解释说,联通就是他本人批准成立的,他非常赞同、支持打破邮电部门的垄断。他说,在天津的这场纠纷中,邮电部门有不对的地方,工作搞慢了,但联通在工作中也存在问题,而这个问题我们却不了解。他说,节目中尽管有一个经贸委的人出来讲话,但只是个处长,对有些情况了解得也不很清楚,应该找经贸委主任,就全面了。
“这个节目的缺点就是把邮电部门放在一个被审判的位置,咄咄逼人,”朱总理说,“事物错综复杂,当你做结论时,一定要小心,要把历史渊源和现实情况搞清楚,因此最好请一些负责的同志出来做结论、当裁判。记者不要当裁判。”
说到这,朱总理又解释道:“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我也找不出你们的毛病,只好这样找一个。”他笑着对魏驱虎说,“对不起,一下找到了你。”
魏驱虎急忙回答,“我今后一定加强学习。”
朱总理表示首肯,并开玩笑说:“这一点不影响你拿奖金。”他最后结论,“报道本身是好的,讲邮电的缺点也确实存在,就是手法要注意一点,让高一些的人做结论,不要在电视台播出时,你们来做结论,这样人家不服气。”
一个报道不同部门的纷争的《焦点访谈》节目所引起的纷争,最后由共和国总理做了结论。更重要的是,朱总理又给《焦点访谈》出了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四、《私售国储粮 亏空挂国帐》:朱镕基对节目表示感谢

我认为,朱镕基与《焦点访谈》关系的增进点是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结束后的记者见面会。这是他就任共和国总理后第一次面对公众亮相,也就是在这次见面会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观众领略了他那诚恳而又充满睿智的人格魅力。对于《焦点访谈》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位新总理当着中外记者的面,公开表达了他对这个栏目的喜爱。所有看这场直播的《焦点访谈》工作人员无不备受鼓舞,有人甚至热泪盈眶。尽管之后的文字报道中,一些媒体删去了朱总理提到《焦点访谈》的内容,我宁愿相信这是他们醋溜溜的酸意。
很多人,自然也包括我,自此之后,把朱总理当成了“自己的人”,换一种说法,是我们的“后台”。
正好在报道完“两会”后,部里把我从《焦点访谈》记者二组调到新成立的中心组,负责《焦点访谈》的策划工作。
朱总理宣布了本届政府关于"五项改革"的目标:第一是指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第二是投资融资体制的改革,第三是住房制度改革,第四是医疗制度改革,第五是财政税收制度改革(主要内容是税费改革)。这些政府的主要工作,自然也是《焦点访谈》选题策划的方向。
对于后三项改革,在《焦点访谈》的编务会上,大家的认识非常一致,认为都是老百姓关注的民生话题,极为符合《焦点访谈》节目的定位。对于投融资体制改革,大家也认为比较专业,不太适合电视表现,建议不作为重点。但对于粮改,却有一些分歧,有人认为是单一领域内的事情,面有些窄,大多数老百姓可能并不关心。
我当《焦点访谈》记者期间,农村跑得很多,对“三农”问题一直比较关注。我当时并不理解朱总理为什么把这项改革列为第一项改革举措,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重点关注。
在一般人眼里,粮食收购部门是一个穷单位,尽管国家确保粮食收购资金及时到位,但他们是过路财神,钱要兑付给农民,而粮食收储部门绝大多数是亏损的。然而在我采访中,不只一次发现,很多城市都有粮食部门经营的档次颇高的宾馆饭店,这钱是从哪来的,我始终怀疑。还有,一些县里财政一紧张,就从粮食部门拿钱,因为国家农业发展银行要向这些单位拨付足额的收购资金,穷单位反而成了钱柜。但是,这些钱被挪用后,农民卖粮后怎样拿回现金呢?只能是白条。
我记得看过一份材料,自1992年粮食收购政策改革以来,粮食系统平均每个月产生近30亿元的窟窿,平均每天一个亿。不到四年间,全国各地的粮食贷款余额,也就是尚未收回的贷款高达5400多亿元;而查一查国家粮库的家底,粮食库存值加起来不足3300亿元,两者之间,整整亏空2000多亿元!这么一大笔巨款哪去了?或者被亏掉了,或者因挤占挪用了,或者贪污腐败了。2000多亿元,占全国粮食收购贷款总额的近40%!用这笔钱,可以盖100万个希望小学,可以建上万个工厂,甚至可以再修一个三峡工程。
我把我的想法对当时主管《焦点访谈》的评论部主任袁正明讲了,他支持我的判断,让我注意搜集这方面的线索。
这之后,《焦点访谈》操作了住房制度改革和医疗制度改革的系列节目,但都不成功,成为这些改革试点城市的经验介绍,没有什么社会反响。我更急切盼望能从“粮改”中打开局面。
但没有报道线索。
《焦点访谈》绝大多数舆论监督节目的线索都来自观众反映。对这个栏目来说,一旦没有线索,仿佛枪上没有了准星,找不到靶子,不知道往哪里打。而《焦点访谈》每天接到的群众反映尽管很多,但有一个致命的问题——趋同跟风。如果《焦点访谈》今天报道了一个卖土地问题,此后反映同样问题的来信来电就会蜂拥而至,成百上千计,给人感觉全中国到处都在乱卖、乱占耕地。我常常有这种感觉,中国的老百姓似乎认为《焦点访谈》报道了的才是问题,不报的就不是问题,但事实上我们是不可能没完没了报道同一类问题的,因此后面的跟风线索价值就大打折扣。
粮食收储部门既专业有封闭,一般人并不了解其中情况,而就是在其系统内部,一般的职工也不会了解内幕,加之《焦点访谈》对此报道不多,很多人想不到要反映此类问题也在意料之中。我那时特别盼望能有一个又创意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即使螃蟹的质量差点也行,因为只要这个螃蟹能抛出去,自然会有又大又肥的螃蟹上钩。
但等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
4月底,国务院召开全国粮食流通体制会议。杨伟光台长大概是得到了什么指示,要求袁正明组织《焦点访谈》的相关报道。袁主任再一次找我,问情况怎样。我都快被逼疯了,想请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先做一个演播室话题节目,但联系一圈,所有相关部门都一口回绝,甚至说正面报道也不来。看来,这潭水确实不浅。
我几乎绝望了。
这时,《焦点访谈》记者一组一位叫姜枚的年轻女记者救了我。
那时,她到《焦点访谈》没多久,也没播出过几个节目。她时常到我这个组里来同我“叨咕叨咕”选题,但基本上都被我“毙了”。这天她又带着五六封观众来信同我“切磋”,头三封信的内容我忘了,肯定没什么意思,但第四封信把我惊喜坏了,就差叫她姑奶奶了,我失态地一把将信抢了过来。
这是一封反映粮食系统内部问题的来信。因为姜枚不久前刚刚播出过一个节目,节目上有她的名字,所以来信是直接寄她本人的。
来信反映的是安徽省肥东县粮食局长叶宗炯利用职权,违法将国家储备粮库的180多万公斤粮食以陈次粮的名义,按3毛9分钱一斤的低价卖给肥东县金古粮油贸易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再以7毛多钱的高价倒卖到贵州,为了弥补国家储备库的缺损,粮食局又从市场上高价收购粮食充库,而粮库低价出高价进造成的近50万元亏损,由国家挂帐解决。粮食局之所以要做这种亏本买卖,是因为叶宗炯与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是亲戚。
来信是匿名举报,但谈的问题却是有根有据,涉及的单位和人员也都有名有姓。看得出,这是一个非常熟悉幕后交易的知情者的举报。
我感觉这是一条大鱼。但老实说,我对姜枚操作这个节目有些不放心,她是个新记者,经验不足,我害怕她把这来之不易的宝贵选题给弄糟了。
这是一个比较难做的选题:内容比较专业,外行人不容易搞懂;题材涉及的政策性又很强,不弄清无法下手;而且,节目基本没有可供展开的情节,过程性的内容很少。这种没有故事性的节目,非常考验记者采访的功底和调查的经验。我开始设想用隐蔽拍摄的方法来取证,但当时天气已近初夏,那时用的隐性采访设备还很落后,没有厚重衣物的遮蔽很容易被发现,而且这个题材涉及的采访对象都是在封闭的范围内,并不会与陌生的人打交道,所以“偷拍”很难成功,一旦被发觉,不仅前功尽弃,后面的采访连挽救的可能性都没有。
那么,取证的办法只剩下与被采访对象面对面地“硬碰硬”。
我很担心新记者的能力。但信是寄给人家本人的,选题是人家自己找的,又怎么好让姜枚把题目让出来呢?何况她自己也意识到了这是一个难得的好题。
我很为难。但最后还是尊重姜枚自己的意见。
我与她详细探讨了如何采访这个节目,设计了每一个细节。
我认为这个节目成功的关键是找到肥东县粮食局与金谷公司相互勾结的证据以及弄清两个单位负责人的关系,证实不了这两点,节目就成立不了。我建议她一定要先采访粮食局、粮库的人,在此之前切不可与金谷公司接触。我以为金谷公司虽然是一家私人企业,对付媒体的经验不多,但是我们一旦到这家公司,所有意图就会完全暴露。他们只要拖上10分钟,就会彻底完成通风报信的工作,相关单位和人员一旦建立攻守同盟,再有本事的记者也会无可奈何。而粮食局的官员们虽然精于对付记者的门道,但他们却不清楚你的采访内容和意图,用出其不意的手段容易取得突破,拿到证据。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先惊动金谷公司。如果这两家单位距离很近,要想办法不让别人见到你们进了粮食局,我一再叮嘱。
这时,朱镕基刚刚从安徽合肥(肥东县属于合肥市)考察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情况,从公开的报道中,已经透露出安徽的粮食企业存在需要改进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采访的难度会进一步加大,当地的粮食部门会更加小心。
我不仅向姜枚详细介绍了有关粮改的政策和调查的步骤,而且根据我个人和其他同事的工作经验,向她“恶补”了一些具体的采访技巧。
——我建议她在采访时,想方设法让被采访者处于站立状态。因为当事人肯定会用谎言千方百计为自己推托。根据心理学的经验,人在肢体没有依托时,说谎会更加困难,持久性更差。
——我提醒她在采访中要注意被采访者的眼神,因为人在试图遮掩一个东西时,眼神会下意识地往一个方向看,那里往往就隐藏着真相!我的一个同事就用这个方法成功找到了一件证据。
——我告诉她在采访第一家单位时,一定要表明自己什么都清楚了,对方只有“坦白交待”的份儿,不要再存侥幸;而一旦寻得证据,不要向以后的采访对象“透底”,要装作自己什么都不清楚。这样,会给采访增加冲突、情节和戏剧性,节目会更加好看。
……
姜枚也意识到自己重任在肩。由于我说她没有查账的经验,容易被蒙蔽,她立即给在吉林当会计的亲戚打电话,询问了很多知识性问题。
经过她所在组的制片人同意,姜枚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与一名摄像上路了。
还好,采访的难度没有设想的那么大。不过,我传授的那些临时抱佛脚的“土招”也都派上了用场。据姜枚事后讲,她首先找的是粮食局,但当时局长不在,她们又找到粮库,粮库正好在清帐。姜枚请求看一下近一段时间的出库明细,粮库负责人称他手上没有,要以后找人来拿。说这话时,眼睛却不自觉地向办公桌上堆积的一堆账目上瞟。姜枚立即意识到有问题,最后“自己动手”,果真从这堆账目中找出了粮食局与金谷公司交易的合同,从而取得了这次采访最关键的突破。
姜枚采访回来后,她的制片人又派了一位老编辑帮助,迅速把节目编辑出来。
6月8号,《私售国储粮 亏空挂国帐》在《焦点访谈》播出。这是《焦点访谈》粮改中重拳猛击粮食系统腐败现象的第一炮。
节目的反响巨大。当天晚上,国务院办公厅来电,要求我们送这个节目的录像带和文字脚本,领导要看。
我知道,那一定是朱镕基。
后来得知,朱总理办公室致电台领导,转达朱总理的批示,认为中央电视台记者对中央政策理解深刻,并对中央电视台记者的工作表示感谢。

五、粮改系列报道:朱镕基称赞政策水平高

朱镕基对中国的粮食问题情有独钟。1998年夏季,他在考察山西太原的再就业工作时,都不忘粮食这个话题。他说:“讲别的我都不动感情,一提粮食,我的感情就上来了。”他语重心长、情真意切讲道:“我到中央工作以后,下功夫最大的就是农业,就是粮食,我在这里面翻了好几次跟头了!我现在花2000亿还买不出一个教训来,我真着急呀!我赔不起呀!去年亏500亿,今年第一季度就亏326亿,都是粮食系统在国家银行的挂账。这样下去,我哪有钱投入基本设施建设呀!”
也许粮食问题是困扰这位总理的最大问题,所以他主政国务院后,制定的5项改革举措的第一项,就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朱镕基制定的改革思路是“四分开一完善”:政企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新老财务账目分开,完善粮食价格机制。后来,他又把粮改的重点确定为“三项政策,一项改革”:实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加快国有粮食企业自身改革。
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粮食购销政策在随后的几年中,几乎每年都有新的改变,今天的人们已无法理解当年的政策,而且当时也有人怀疑这项改革能否奏效。
按朱总理的想法,只要国有粮食企业敞开收购农民的粮食,保证不让一粒粮食落到私商手里,那么政府也就控制住了粮源,这样就可以垄断价格,实现顺价销售,国有粮食企业也就避免了亏损。
这确实是一剂良方。但问题是,这项改革的根本一条在于“敞开收购”。由于中国农业连年丰收,农民手里的粮食太多了。尽管国家为收粮拨付了充足的资金,但有不少被地方挪作他用,因此一些基层粮站根本无钱收粮。而且,敞开收购会给自己带来保管等一系列工作上的麻烦,而放纵私商收粮却会得到利益上的好处,甚至一些国有粮库还与私人粮食加工企业内外勾结,把国有粮库粮食低价销售,使原粮外流。因此,当时一些地方以劣质服务、压级压价、打白条、限量、限时收购等种种做法拒绝敞开收购。一些粮贩子趁虚而入,大肆入村入户低价收购农民手里粮食。农民明知吃亏,但为了取得现款,也不得不卖。如此粮源无法控制,顺价销售也就无从谈起。
朱镕基最恼火的就是这一点。
我想朱镕基非常清楚地方的粮食部门有问题;不然,他不会非常极端地建议各地粮食部门的负责人不管犯没犯错误,最好也能轮一下岗,否则“发现不了问题”。我想朱镕基非常苦恼得不到真实的情况;不然,他不会在安徽考察“粮改”时,派秘书到市场上微服私访。
我想朱镕基这时极为渴望有人能给上送上几枚炮弹。
《焦点访谈》放了这一炮。
如我所料,《私售国储粮 亏空挂国帐》播出后,有关粮食系统问题的“报料”源源不断寄到《焦点访谈》。有了充足的原材料,我们的炮弹也就一发一发制造出来。
6月16日播出《挪款建宾馆 低价售国粮》:湖南省永州东安县粮食局,不顾账上8千万元的亏损,先是于1997年前挪用购粮款1067万元;继又于1998年挪用粮款986万元用于兴建全县最高建筑‘舜帝酒都’;另外还从下属粮站调出200万公斤粮食低价销售,又成了24万元新的亏损,致使农民拿着售粮后的白条,迟迟兑不到现金。
7月5日播出《账上竟能长庄稼》: 河南省驻马店正阳县粮食局,虚报库存粮,骗取国家专项补贴和利息。截至1998年5月,虚报小麦库存数约5100万公斤,以每公斤6分钱计,共非法获取国家专项补贴300多万元;此外,还编造假名,甚至连牺牲了30多年的雷锋也赫然在列,虚报保护价粮食收购数量,套取国家专项贷款7095万元,而实际用于收购保护价粮食的贷款仅2380万元,不及总数的三分之一。
7月6日播出《扣粮没商量》:江苏省镇江丹阳市粮食部门,在当年的夏粮收购中,违反国家有关支付售粮款时不得代缴代扣除农业税外的其他任何费用的规定,强迫农民以粮换种,农民不要种子,粮食部门就不给农民结账,导致农民卖粮后实际收入大幅度下降,有的卖了一车粮,结账只有一毛钱;使得一些产粮大户只好违心地把粮食卖给个体粮贩。挫伤了农民种粮售粮的热情。
7月7日播出《保护价保护了谁》:湖北省襄樊老河口市粮食部门,在97年的粮食收购中,以市场低价从农民手中收购了600万公斤粮食,却向国家虚报为按保护价收购,套骗了国家本该给售粮农民的保护价补贴和国家给粮食部门的专项补贴共计200多万元,严重影响了1998年农民的售粮积极性。
《焦点访谈》并非没有关注过粮食问题,1996年,披露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挪用收粮专款建矿泉水厂的节目《巨额粮款化为水》,还曾获得过当年的中国新闻奖。但是,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同一领域、同一题材进行大密度的舆论监督报道,历史上这是头一遭。事后,在给有关部门汇报粮改报道总结时,我写了这样一段话:节目在一定阶段内较为连续和集中播出,这种整体组合形式所产生的热点效应与社会影响,较充分地发挥了新闻评论的独特功能,起到了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
的确,《焦点访谈》这组“粮改”不仅在所有媒体中起到了领军的作用,而且使一个相对生僻行业的工作,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不管人们今天怎样看待这次粮改,但如果用历史的眼光回顾1998年,这一年中最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的改革举措,就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对于推进这项改革,《焦点访谈》功不可没。
1998年7月21日,朱镕基总理指示有关部门召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学习班,朱总理出席了会议并做重要讲话,再一次肯定了《焦点访谈》的工作。会议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集中播放《焦点访谈》有关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报道并讨论有关问题。据朱总理亲自讲,这种一边开会一边放《焦点访谈》的形式,“比我的讲话更生动,使用事实在说服人。”随后,国务院发布《粮食购销违法行为处理办法》,在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六起典型案件中,《焦点访谈》的独家报道的就占了五个;而且,国务院调查组最后确认的问题,与我们的节目内容丝毫不差!
当然这都是“后话”。在策划初期,这种对“村里”题材的连续报道,使我们栏目内部一些人感到了厌烦,在播出两个节目后,有人说在这样报下去,就真成村里的《焦点访谈》了。可我觉得火候还没到,还“不过瘾”,主张只要题材不是过于雷同,就应该报道下去。评论部的领导支持我的想法。
这时,《焦点访谈》收到反映河南正阳县粮食局弄虚作假、骗取国家收粮补贴的举报信。我觉得这个问题太恶劣了,它不仅仅是违法乱纪的“官德”问题,更让我怀疑我们的粮食储备是否真有那么多。
来信没有具名。我觉得这是内部知情者的举报,基本情况应该是可信的,建议节目组试一下,但没人接题。即使认为这是一个好题材的记者,也认为如果没有举报人协助,完成不了这次采访。的确,这个题材比《私售国储粮 亏空挂国帐》要难查。那个节目中好歹还有个不会对付媒体的私人企业作突破口,而这个节目则要取得关键的证据——收购记录,只有与县粮食局一家打交道,而且是在河南!
最后,我这个组的机动记者再军挺身而出,要试一试。
再军是《焦点访谈》非常出色的记者,他最大的优点是用智慧工作。他先通过关系,从外围了解了很多情况,这使他确信如果没有“内线”,节目采访无法进行,打破僵局的唯一办法,就是找到举报人。再军通过分析来信,确认举报人不是一般的粮食局工作人员,很有可能是一位领导。再军想办法弄到一份正阳县粮食局领导的家庭电话,一个个致电,从谈话中分析判断谁是举报人。功夫不负有心人,再军的奇招终于让举报人现了身,他答应协助采访,并提供相关证据。再军与举报人制定了周密的采访步骤,为了保护举报人,再军没让他以“正面形象”出现。不过在节目播出后,随着有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的广泛调查,举报人是谁,当地领导已心知肚明。
《账上竟能长庄稼》这期节目播出时,朱总理正在江西检查防汛工作。据说他当晚看完节目首播后脸色十分不好,而且又在次日看了一遍电视重播。他对陪同同志讲,粮食问题事关重大,不要乱来。竟敢用雷锋的名义造假,令人气愤;并指示一定要严查此事,粮食局长要追究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之后,朱总理在谈到正阳县粮食局的行为时,又说:“令人发指、令人气愤、令人忧虑”。
作为《焦点访谈》的从业者,我们不仅给中央制定政策和决策提供事实依据,而且提供我们自己的判断和建议。在给有关部门汇报粮改报道的那份总结时,我根据节目披露的事实和从记者那里了解的情况,这样分析了当时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中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照目前的规定,农业发展银行对收粮专项资金有监管职能,如果粮食收购部门在收粮专款上有违规操作行为,农发行可以停贷;但一旦停贷,粮食收购部门势必要给农民打白条。这样,农发行的这种监管手段便成为“双刃剑”,在实践中不易操作。例如,湖南东安县粮食局多次挪用粮食收购款建宾馆一事,东安县农发行早有察觉,但都不敢使用停贷手段,以致挪用的款额越积越多。这一方面说明东安县农发行监管确实不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农发行在监督确实也有操作上的难度。因此,要实现对收粮专款的监管,仅靠农发行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强硬的政府行为,必须要得到当地政府的有效配合。
——有些地方的政府部门对于粮食流通领域新老挂帐的清欠审查工作,明显不负责任。在记者采访安徽肥东、河南正阳、湖北老河口等地粮食系统时,都发现存在窜改帐目的问题,而这些地方的帐目皆已进行过自查和互查,居然都能蒙混过关。记者在采访中,仅用四、五天时间便可以发现问题,而当地有关部门对本地粮食系统存在的问题却长期视而不见,这不能说是正常现象。如河南正阳县在与隔县进行粮食挂帐互查时,对方拎走几件礼品后,检查便完事大吉。
——政策打不过“对策”,一些地方在今年粮食收购过程中仍然顶风违纪。对于今年的夏粮收购,中央采取了异乎寻常的强硬措施,三令五申“四不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仍然我行我素。如江苏丹阳市在收购夏粮时,强迫扣除“种子粮”,损害农民利益,而且公然弄虚作假,要求新闻媒体作为夏粮收购的先进典型予以报道。
1998年,《焦点访谈》猛轰粮食系统问题的尾炮发射于9月。
7月份,我在新华社的《内参选编》上看到一篇报道,反映河北省藁城市梅花镇面粉市场部分加工户违反国家粮食收购政策,大量从私人粮贩手中擅自收粮,干扰了粮食市场管理秩序。报道不长,只有寥寥数行。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再挖掘的好线索。当时正值夏收过后,是各地执行粮食流通体制“三项政策,一项改革”最为关键的时候,事例非常典型。但也有同志担心,内参都报了,这种现象还能不能拍到。我则认为,内参的这种处理方式估计不会引起太高的重视,况且河北省藁城市离北京不远,值得去看一看。
在《焦点访谈》素有“采访大师”之称的二组制片人赵微亲自出马。但不幸的是,他们携带的隐形拍摄设备出了故障,四下梅花镇,四次都没拍上,只好打道回府。但他们此行最重要的收获,是证实了这种违法收粮的现象确实存在。
我鼓励记者曹荭“前赴后继”,并给她详细介绍了有关粮改的政策。她带着摄像又一次两访梅花镇,终于大获全胜。他们发现了比内参报道还要严重的问题,除了私商收粮猖獗外,一些国有粮站在收粮过程中压级压价,态度恶劣;有的粮站还与粮贩子勾结,向他们提供粮食调拨单,使违法活动“合法化”。
但节目采访编辑完成之后,98抗洪开始,这期舆论监督节目在那个形势下播出显然不合时宜。
最后,这期题为《收粮不能入私仓》的节目9月17日在《焦点访谈》播出。在次日的国务院一次会议上,朱总理称赞这期节很好,做为记者能调查那么深入不容易;并说,从节目能看出来,记者采访会遇到很多危险,各部门要重视记者的安全。
朱镕基总理后来在视察《焦点访谈》时,又高度评价了这个节目,认为是“最有影响的”,他对参加座谈会的曹荭说:“曹荭呀,你这个节目比我的讲话影响还大,为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立了一大功!”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朱镕基在这次座谈中说,除了《焦点访谈》,他平时看得最多、批(示)得最多的还有新华社的内参。但河北省藁城市的收粮问题确实是我从内参上发现的,估计朱总理没有看到这条报道。否则他大笔一挥,地方政府还不闻风而动,哪还有《焦点访谈》的节目。对此,我在新华社的朋友也颇有“微词”,说朱总理对《焦点访谈》“偏心”。
总之,《焦点访谈》关于粮改的报道确实为中央推行这项改革立了大功。在《收粮不能入私仓》播出不到一个月后,朱总理亲临《焦点访谈》栏目组,应该说与自6月份开始的这组报道不无关系。

六、朱镕基亲临《焦点访谈》

我感觉到朱镕基总理要与《焦点访谈》发生一次“亲密接触”在1998年的9月底。
当时新闻评论部主任袁正明要求我把近期被朱总理批示过的《焦点访谈》节目整理出一份内容简介和批示的大致内容,说尽快弄,台领导要看。我问“近期”什么时段,袁主任请示台领导后,告诉我只要从当年4月份以来的,也就是“两会”之后朱总理主政国务院以来的。我恰好是从4月份到中心组工作,所以对《焦点访谈》节目的情况非常熟悉,材料很快就弄了出来。我把这些节目分了五个部分:其中有关“粮改”的节目7期,有关禁伐天然林的节目2期,有关坚持土地承包政策的节目3期,有关质监系统执法问题的节目2期,其他类节目13期。另外,我觉得朱总理曾多次提到过《焦点访谈》以前播出过的《巨额粮款化为水》和《盗伐危及大动脉》,尽管这两个节目不是“近期”的,但应该加上;此外还有一期江泽民总书记作过批示的节目,也该列上。袁主任同意了,所以这份材料共列举了被批示过的《焦点访谈》节目30个。
在短短6个月中,有这么多报道被中央主要领导关注过,这份殊荣,恐怕唯《焦点访谈》独有。
这还是不完全的。因为我们与国务院办公厅并没有建立反馈机制,领导的批示往往是传达给相关职能部门的,可能有少数给了电视台的领导,绝大多数的反馈意见我们并不知道。现有的朱总理对《焦点访谈》节目的批示,都是我们通过关系辗转得到的,肯定不全面。但即使这样,也是很可观了。
我当时想,可能是台领导要去朱总理那里汇报《焦点访谈》的情况了。这对《焦点访谈》来说倒不是一件特别稀罕的事情。因为在此之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丁关根同志已多次召集《焦点访谈》的人员开过汇报会、座谈会。我本人还随台领导到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那里及国务院办公厅汇报过工作。
但出乎我及所有《焦点访谈》同事意料并让我们万分惊喜的是,朱镕基总理来了!
10月7号,朱镕基和丁关根同志来中央电视台考察工作。他们先到《新闻联播》所在的演播室转了一下,然后来到了隔壁的《焦点访谈》演播室。
刚一进门,主持人白岩松说:“这是我们的家,您的家。”朱总理说:“也是老百姓的家。”
坐在演播室主持人的座椅上,朱总理说,“祝《焦点访谈》越办越好!《焦点访谈》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但也不是都欢迎,有些人也是蛮伤脑筋的。”
一番寒暄后,敬一丹拿出一个签字本。由于朱总理有过“不题词”的约定,所以敬大姐的请求非常巧妙,她说:“总理,今天来的记者不到我们记者总数的十分之一,许多人正在下面采访,您能不能给我们写几句话,这不算题词。”
朱总理爽快地笑了。他问旁边的丁关根,写什么呢?丁关根忙叫总理办公室主任李伟。其实,朱总理心里早已有数,他拿起笔,写下了笔锋刚键、力透纸背几句话:送给焦点访谈的同志们 舆论监督 群众喉舌 政府镜鉴 改革尖兵。
当时给朱总理准备的是非常普通的白板笔,质量似乎不高,没写几个字笔尖就开始沾毛,总理旁边的编导不停地清理。在朱总理写完“舆论监督 群众喉舌”后,正好到签字本的折页处,总理停顿了一下,在场的人员以为写完了,开始热烈鼓掌。没曾想,总理又写下了评价更高的两句话:“政府镜鉴 改革尖兵”。
朱总理写好这几句赠言后,开玩笑地说:“很遗憾你们没有给我准备一只毛笔。”在后来的座谈会上,他又叮嘱道,“不要把我的字拿出去;不是写得不好,是你们的笔不好。我的毛笔字还是马马虎虎的。”
在朱总理离开《焦点访谈》演播室前,主持人方宏进代表全体同事把一个水晶玻璃笔架送给总理。朱镕基说:“我是从来不收礼的。”
方宏进讲,这不是礼品。您有什么指示,希望用它写给我们。
朱镕基总理摇了摇头,说:“我也是被你们监督的对象!”
朱镕基并不是第一个来《焦点访谈》的共和国总理,他的前任李鹏同志在1997年12月30日也曾亲临《焦点访谈》视察,并欣然题词:“焦点访谈 表扬先进 批评落后 伸张正义。”但这次朱总理不仅是视察工作,而且要与《焦点访谈》的编辑、记者座谈。
座谈会是在中央电视台一楼的记者招待间进行的,房间不大,设施也一半。椭圆形的会议桌周围,满满坐了20多人,除了朱总理的主要陪同人员外,还有电视台的各级领导,《焦点访谈》参加座谈会的有部主任袁正明,制片人关海鹰、赵微,主持人敬一丹、方宏进、水均益和编辑记者再军、曹荭、范本吉等人。其他还有很多人在外间旁听。也许是屋里挤的人太多,空调似乎也不起作用了,感觉很热。朱总理不停用毛巾擦汗,最后索性脱掉西装,只穿一件衬衣。
在电视台的有关领导和《焦点访谈》的编辑、记者、主持人汇报完情况后,朱总理发表了长篇讲话。
朱总理一上来就明确表态,为了表示对《焦点访谈》的支持,早就想来。这次来,还要对《焦点访谈》给党中央、国务院各项改革和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大家很不容易,克服了很多困难,应该表示感谢,”他说。
朱总理直言不讳谈了自己对舆论监督的看法,“不好的事,我们耳朵里听得多了,腐败得很,越听越没有希望。相反,你把它揭露出来,再把它改正了,就带来了极大的希望,就能把人民群众凝聚起来。你连这个都没有,还有什么民主,还有什么监督,群众的声音反映不出来。所以,我看现在《焦点访谈》以它自己的工作成绩,以它的事实,它的效果,证明了全国人民能够接受这个,并不使大家垂头丧气。我们党和政府的干部接受你的这个批评,改进了他的工作,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前途,更加坚定了他的斗志。”
朱镕基总理由此谈到了“《焦点访谈》现象”。他说,“‘《焦点访谈》现象’越来越普及,不仅一个,现在很多广播、电视节目都有《焦点访谈》,这是原来没有的现象。”这时杨伟光台长介绍说,全国广电系统大概有100多个类似的栏目。
朱总理的坦率真诚地说:“《焦点访谈》指出我们前进过程中的问题,然后能够动员全党的力量去克服它,作用非常大。我为目前正在普及的这种‘《焦点访谈》现象’感到高兴,这给我们电视广播记者一个广阔的新闻天地,来发挥他们的才能,在促进国家的改革和建设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是对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建设。你们哪一天能不能找出我的一个毛病来采访我一下,我会接受你们的批评,改正自己的错误的。”
座谈会上,朱总理谈的最多的是对《焦点访谈》的评价。他说:“对《焦点访谈》的评价,就是那四句话,刚才已经写出来了。这不是临时想出来的,昨天晚上想了一夜。平常的血压早晨起来是110,今天是130。”
他表示,《焦点访谈》充分发挥了舆论作用,而且作用很大。它报道的题材和内容非常广泛,几乎涉及国务院工作的各个方面。他说,“我可以跟大家讲,现在我正在抓的几项改革,不能说都是你们《焦点访谈》各位能人给我的启发,但至少从你们的节目中得到了很多思路。”
朱总理举了三个例子说明这一问题。
一、 粮食购销体制改革。这项改革的政策受《焦点访谈》影响最大。
二、 公路运行费改税问题。朱总理说反映309国道部分路段乱收费、乱罚款现象的节目
《“罚”要依法》给了他深刻印象。朱总理还绘声绘色复述了这个节目中的经典片断,逗得座谈会现场一片欢声。朱总理说,“费改税问题,第一炮就是公路收费,这就是受你们的启发,不能乱加呀!这战打胜了,其它的费都能改成税,就正规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三、 农村电网改造。朱镕基说他从《没电盼电 有电怕电》的节目中,第一次知道了吉
林农民用一度电居然这么贵,要好几块钱。他说,“这个节目对我有启发。从去年我就开始考察农电改造问题,《焦点访谈》一出来,就更明确了。国家拿出1400亿元,三年完成全国的农电改造。”
朱总理对《焦点访谈》最欣赏的,是节目对政策的把握能力。他在讲话中不断提到,“十几分钟的节目,把政策都溶化在其中,所以(节目的)政策性很强。”“你们舆论监督的方方面面,都抓住了当前的政策。”“你们的题目都是政府要改革的政策,但这些政策有时落实不下去,有很大困难。你们走在前面,把政策执行中的种种问题都指出来,所以我们才能把改革推行到底。”
为了说明《焦点访谈》对国务院制定政策的影响力,朱总理还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9月,我曾策划了一组揭露公路运输不合理收费的三集系列节目,在10月4日至6日的《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这时,国务院正好在在研究制定相关的政策文件。节目刚播出一期,李岚清副总理就要求我们把系列节目全部复制一盘录像带。10月7日上午,也就是朱镕基来《焦点访谈》座谈的当天,国务院要开会通过这个文件。按常规这种会都是9点召开,但李岚清建议提前到8点半,以便能在开会前看《焦点访谈》的录像带。朱总理兴奋地说:“这件事对你们是个鼓舞吧。国务院在通过一个文件前,包括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和部长,聚在一起学习你们的《焦点访谈》!”
朱镕基总理还高度赞扬了《焦点访谈》的表现手法,认为有很多地方值得总结。他指出有些电视节目过多地用领导说话、用旁白说话不好,没有力量。而《焦点访谈》“节目的技巧很高,都是用新闻的手法,用事实说话,用当事人说话,没有概念。新闻的感染力使人们对所揭露问题的认识、对政策的认识更加具体,从感性上升到了理性。”朱总理的这番看法颇有见地。他再三叮嘱:“《焦点访谈》一定要坚持好的传统,用事实说话,用当事人说话。”
朱镕基总理还对《焦点访谈》节目的采访方式提出三项要求:服之以理,动之以情,绳之以法。最后,朱总理对《焦点访谈》的编辑、记者表示,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谢谢你们,希望《焦点访谈》今后继续发挥推动改革的作用,当好尖兵!
朱总理的这次考察和座谈,不仅给所有《焦点访谈》的工作人员以巨大的精神鼓励,而且给他们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朱镕基视察《焦点访谈》后不久,1999年的新年到了。那时非常流行寻呼机贺年,每到这时,自己的呼机上会收到无数的新年祝愿。我突然想,朱总理对《焦点访谈》如此垂青,如果他要是给我们发一条祝愿该多么激动人心呀,对我们所有从业者该是多大的鼓励!我相信所有《焦点访谈》的人都有这个心愿,于是想开一个善意的玩笑。12月31日晚上在办公室,我模仿朱总理的口吻,想了一段词,然后让策划编辑杨红通过寻呼台的“群呼”方式发了出去。因为是开玩笑,我让杨红不要发给领导,有选择地发给了十几个关系不错的编辑。在这个过程中,最令我发愁的是如何说明发信人,不说姓名或说我们的名字,没有任何意义;说是朱总理处,呼台肯定不会发。思前想后,我找到一个办法:就说是朱总经理办公室。这样寻呼台没话说,而收信人会根据内容判断出是寻呼台打错字了。
但杨红在发信息时,寻呼台的小姐还是有些怀疑,一再问发信人是“朱总经理办公室”吗?但最后短信还是发了出去。
1999年新年前夕,《焦点访谈》十几个记者收到了这样内容的一封寻呼极短信:
朱总经理办公室:衷心感谢《焦点访谈》同志们一年来的辛勤工作!同志们新年好!在新的一年里,祝愿《焦点访谈》越办越好!
新年后一上班,我就感觉《焦点访谈》的气氛有些神秘。好几个人问我新年收到一条“重要的信息”没有,我佯装不知此事,他们还对我被忽视表示不理解。
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善意的玩笑,收信人在激动过后,会很快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它禁不起推敲:总理办公室怎么会知道《焦点访谈》这么多人的传呼机号码?
我并没在意此事,很长时间以后,我才获知这件事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杨红和寻呼台一位不知名的小姐还因此蒙受了“不白之冤”。
原来,有人收到这条短信后,立刻致电寻呼台投诉,指责服务小姐出了差错,把朱总理打成了“朱总经理”。值班经理自然极端重视,她一看内容,也想当然认为是自己的人出了不可原谅的大错误,当即就要把当班的小姐开除。那位服务小姐对这条短信印象深刻,执意认为原话如此,自己没有错误。最后,将那天的寻呼录音记录找出查证,寻呼小姐果然没错。这下寻呼台不干了,把这事报了警。有关部门根据录音记录和来电显示,很快就找到了杨红。不过他们在了解情况后,也认为这无恶意,只是做法欠妥,对杨红进行了批评教育,此事便告一段落。
也许杨红是想“保护”我,始终没跟我说。我是很久之后从另外一位同事那里获知这段“后事”的。

七、《粮食“满仓”的真相》:朱镕基说我被骗了

2003年3月,全国人大十届一次会议召开前夕,香港无线电视台的一位姓陈的记者带一名摄像师找到我,要求了解《焦点访谈》几年前播出的一个节目《粮食“满仓”的真相》的有关情况。当年,这个节目曾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它披露了一个地方政府弄虚作假、欺骗共和国总理的内幕。但也许是这个节目的标题起得不太好,把真正的“新闻眼”弄瞎了,以至于很多人记得《焦点访谈》报道过这件事,却记不得是那个节目。陈先生也一样。不过他一同我说“骗总理”的节目,我自然就明白了。
我不清楚香港无线为何要在朱镕基总理即将卸任的时候重提此事,但陈先生向我保证绝无恶意,“朱总理在香港也是很得人缘的,”陈先生说,“如果我们诋毁他,对我们电视台没有任何好处。”陈先生称他们只是想在竞争激烈的“两会”报道中独辟蹊径,选择朱总理在5年任期中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做成节目。尽管我从不认为朱总理被骗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但出于对事实的负责态度,还是向他们介绍了我对这件事所了解的背景情况,不过,我拒绝了他们提出的录像要求。
由于我看不到香港无线的节目,所以也不知道他们最后是如何报道的,但我相信他们会尊重事实。毕竟,这是一个严肃的媒体。
其实,《焦点访谈》曝出这个被称为“惊天骗局”的过程,一点也不神秘。
调粮补仓骗总理的报道能够播出,几乎就是偶然。
1998年6月下旬的一天,当时主管我这个组的新闻评论部副主任梁建增从编辑组(那时群众来信由这个组负责处理)拿来几封信,让我看一下,有没有能成为《焦点访谈》报道线索的,反映调粮补仓骗总理事件的材料就在其中。
来信寄自安徽省芜湖市的南陵县——一个陌生的地方。
说实在话,我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里,读到、听到反映一些地方弄虚作假、欺骗上级的事情太多了,但这些往往是一种情绪的发泄,一种模糊的感觉,如果较起真来则说不清、道不明,很难查证。
但这封信反映的内容却太具体了,令人不得不信。
时间:1998年5月22日。
地点: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鹅岭镇粮库。
事由:朱总理来此考察时看到粮食满仓的景象是假的。鹅岭粮库里的粮食是为了应付中央领导的考察,从其他粮库紧急调运的。朱总理被骗了。
我无法相信反映情况的人会在如此具体的事情上捏造情节,特别是,举报人不仅留下了自己的真实姓名——胡林英和联系电话,而且还怕我们万一找不到她,又提供了其他两位知情者的姓名和联系办法。
而且,在我的印象中,不久之前新闻中确实报道过朱总理在安徽考察粮食流通工作的情况。慎重起见,我让编辑借来了5月25日的《新闻联播》,果然头条就是,而且时间挺长,还有同期声。随后,我又找来了5月26日的《人民日报》,也看到了新华社播发的这条消息:
5 月2 1 日至2 5 日,朱镕基总理在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省长回良玉的陪同下,先后在芜湖、巢湖、合肥等地(市),实地考察了粮站、粮库、粮店以及国有、个体的粮食加工厂,详细询问和察看了粮食收购、储存、加工、销售等方面的情况,并就深化粮食流通体制
改革的有关问题,分别与省、地、县及有关部门领导和基层粮站、粮库、粮店干部职工座谈,听取了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汇报。
从这些报道中,印证了朱总理到过芜湖,尽管没提南陵县鹅岭镇粮库,但讲到了朱总理实地考察过粮站、粮库;而且《人民日报》在这篇报道中还配发了一张照片,内容是朱镕基总理和含山县粮食局局长薄德豪在清溪中心粮站话粮改。
就此我确认这封信反映的内容应该是真实的。这是一条“大鱼”。
当时,《焦点访谈》正在为朱镕基总理力推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鼓与呼,重炮猛攻一些粮食收购、储藏、加工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这个线索无疑又提供了一颗重磅炸弹。
我把这封信交给了组里的策划编辑杨红,让他迅速打电话给胡林英核实。
果然没有找到胡林英。
按信里留下的其他两位知情人的电话,杨红与他们取得了联系,证实了胡的说法。杨红让他们转告胡林英,请她转天晚上在家等候,我们要与她直接了解情况。
杨红在《焦点访谈》是有名的快嘴、话痨,但他与胡林英的第一次通话,就慨叹遇到对手了——对方比他还能说,而且声音分贝极高。这次通话进行了近一个小时,到后来,杨红自觉耳膜不堪忍受,把电话举到了距耳朵一尺多远的地方,并不住地呲牙咧嘴。
我实在心疼电话费,示意杨红我亲自同胡林英谈。也许是近一个小时的喋喋不休把自己搞累了,也许是听说“领导”来谈使自己有了克制,胡林英丝毫没有在意我提出的“问什么答什么”的不礼貌要求,简洁回答了我的问题。
最后,胡林英问我,“你是党员吗?”我说,“是。”
她说,“我用党性保证我说的都是实话!”
这让我很感动。
胡林英说她随后会寄来更详细的材料,并希望来栏目面谈。我说只要保持联系,寄材料就行了,不必花钱费力跑趟北京。
果然,她与我们保持了热线联系,隔三差五就来电话补充些内容。她不仅履约寄来了厚厚的材料,而且先后几次自费来到栏目组。然而,正是这些材料和接待,让我产生了隐隐的不安。
胡林英是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个子不高,很干练。印象中她跟我介绍说原是农校的干部,几年前竞聘当上了鹅岭镇的科技副镇长,自称政绩不俗,但在今年的换届中落选了。她认为这是有人在整她,这届班子存在严重问题,她一直在上告。
——后来胡林英与我们接触时,谈的大多是这些问题。
几乎在向《焦点访谈》反映情况的人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类似的现象: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交织在一起,在正义中夹带着一点说不清楚、但显然并不十分纯正的动机。
不过,我不赞同苛求举报人的动机,而是主张就事论事。尽管我对胡林英提出的一些要求感到不快,但抛开她个人的问题,我依然对她反映的情况颇感兴趣。
就在胡林英一次次催促我们何时到南陵采访时,我也在为找记者发愁。
当时我所负责的中心组只负责《焦点访谈》日常节目协调工作以及前期的选题、策划和后期的包装、播出,尽管那时有两位机动记者,但他们恰好到河南采访去了。况且,作为一个为记者组服务的机构,我也不能把“好题”留给自己人做,那会被认为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谋私行为。毕竟,各组都有自己的利益。
开始想把这个有分量的选题交给骨干记者操作,但两个记者组却没有一个人接这个“好题”,理由是:这个节目就是做回来了也肯定播不出。
的确,就是主管我们的梁建增副主任也不敢说这个节目一定能播出,但总值得试试吧。
但也不能怪记者,他们的播出压力确实很大。如果一个记者长时间播不出去一个片子,受影响的不仅仅是经济收入,更是工作的情绪。
此时,一个老记者正在安徽,因为采访的情况有变,准备打道回府。我想让他去趟南陵,他对我说:“哥哥,我刚折了一个片子,能不能给我一个肯定能播的选题?”结果没去。
《粮食“满仓”的真相》播出后,原来放弃这个选题的记者后悔不已,怪自己走了眼,把一个到手的大奖送了出去。
当然这是后话。
这个选题的材料一直放在杨红那保存,虽说不时有人拿去看看,却没人下定决心。随后不久,98抗洪开始,这个选题自然不适合操作,便被“养”了起来。
此间,胡林英大概在当地透风,说已向《焦点访谈》反映了情况,记者马上就来,所以她称被当地领导认为有“神经病”,要把她关到精神病院。胡林英多次来到我们的办公室,要求我们帮助,她说她在当地“很危险”。
我们自然爱莫能助。她似乎在北京的亲戚处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10月份,一位到《焦点访谈》工作不久的记者喻圣宏到中心组找选题。杨红把这个“珍藏”已久的题目拿出来“推销”。当时朱总理刚刚视察完《焦点访谈》,他我们以前播出的有关粮食流通体制问题的节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希望我们继续跟踪报道相关问题。
杨红以其三寸不烂之舌的力荐终于把喻圣宏说动,他当时也没选题可供操作,想试一试这个节目。
在《焦点访谈》,新记者往往比老记者冲劲更大,更敢冒风险,更少瞻前顾后的毛病。但新记者的采访经验和技巧却又远逊老记者,有些采访啃不下来,往往无功而返。一般说来,好的选题线索都是难度大、风险高的,老记者有解决难题的能力却无承担风险的胆量;新记者有敢冒风险的勇气却缺少解决难题的经验。这几乎成为一个死结。
但部里最后还是同意喻圣宏去采访。制片人给他配的搭档是一位经验老道、颇具编辑意识的摄像凌泉龙。
采访果真遇到了麻烦。
10月25日,喻圣宏等到达南陵的第二天,这是个星期日,下午不到一点我刚到办公室值班,喻圣宏给我手机来电话,要同我说节目。我为节省他们的开支,立即用固定电话给他们住的宾馆回电。
喻圣宏说我们提供的这个选题有问题,根本不能做节目。
我大吃一惊!对选题判断错误的时候也有,但苦心孤意调查了这么久的选题会有结论性的错误,我不相信。
喻圣宏说他们了解到的情况是,鹅岭粮库根本不是在骗总理,甚至县里也称事先根本不知道朱总理要来这里考察工作,他们调粮补仓的目的,是为了迎接来这里参观的安徽师大的师生------
喻圣宏给我讲了采访中的种种不顺,总之是说节目不成立。我感觉这个记者是有一些“嫩”,他对选题的理解有问题。
我不清楚县里是否知道他们要接待的客人是共和国的总理,也许根据保密和安全的需要,他们事先真的不知道,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这件事的症结在于:鹅岭粮库为何要调粮?因为它是空的。根据我掌握的情况,南陵每年收粮10万多吨,怎么会空仓呢?只有一种答案,那就是南陵县根本没有执行中央三令五申的“敞开收购”的政策。这才是节目的真正落点。南陵县骗谁是表象,违反政策才是实质。
我把我的分析和中央“敞开收购、顺价销售、封闭运行”的粮改方针掰开揉碎向喻圣宏解释,建议他不要僵持在表象,可以先从“根儿”上调查起,弄清楚南陵敞开收粮的情况,他没有收粮,自然粮库没粮,为应付检查,必然弄虚作假。这样,调粮补仓骗总理的结果就成为逻辑的必然。
这通电话从1点说到3点半,打了两个半小时。
但不到10分钟,喻圣宏又让我回电,他认为按我的思路采访有难度,讲了一大堆理由。我有些生气,感觉他在推托,就说:如果不行你们就回来,我另派我们组里的机动记者去。这时摄像凌泉龙接过电话。凌说话有些口吃,他也很着急,但越着急越说不清。我又把我的想法对他讲了一遍。喻圣宏还是强调举报人胡林英不配合采访,总要讲她自己的事。胡当时也在他们的房间里,我又通过电话对她做了一番政治思想工作。
就这样,一会儿同这个说,一会儿与那个讲,这次电话又打了近两个小时。最后,他们答应努力一下。
后来,节目顺利采访回来。喻圣宏得意地对我说:“能做两集。”
节目编辑出来了,但连审节目得台领导也犯了难,是个该播的好节目,但被骗的是总理呀,一旦播出,他本人会怎样看,会不会很难堪?
不要说台领导,这些顾虑我们也有。但我以为问题不大。朱总理此前不久在与《焦点访谈》座谈时曾提起过,他这次去安徽考察,为了解真实情况,让其办公室主任李伟扮成粮贩子,到粮食合肥市场微服私访,发现很多私人粮食加工厂生意做得很大。如此大量原粮,显然不是到村里一家一户收的,必定有国有粮食收储部门与其勾结。朱总理说,“我这次到安徽才了解到腐败。”所以,我感觉,朱总理自己对于这次考察也有一种受蒙骗的感觉,他并不完全相信那些冠冕堂皇的汇报,只是他没有办法戳穿他极为厌恶的骗局,而我们恰恰给他提供了这个炮弹。他应该同意,我想。
为慎重起见,台里决定先给朱总理本人审看一下。为“照顾”朱总理的情绪,节目没提他的名字,而以“国务院领导同志”代替。
朱总理的审看意见很快传来,播!并且要求在节目中直接讲他的名字。
1998年11月12日,《粮食“满仓”的真相》在《焦点访谈》中播出。一时间,这个节目成为社会上传播率最高的新闻,众多媒体就此事发表评论或再调查。南陵县宣传部长陈德有称,此后几天,南陵云集了四面八方的记者,甚至影响了政府的正常工作。
节目播出次日,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会议开始前,与会者看了这个节目。朱总理在会上说,我说南陵县的副县长骗了我,他还不承认。我感谢安徽粮食系统给我提供了这么一个说假话的反面教材。
再以后,芜湖方面给我们送来了一份关于此事的整改意见,南陵县的主要领导做了检查,主管副县长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粮食局长被撤职,“然后就到巢湖半汤温泉疗养去了”——这是当时一家媒体的追踪报道。至于胡林英,在节目采访完、播出前的日子里惶惶不安,她声称已无法在南陵生活,又躲到了北京。节目播出后,她还有很大的压力。芜湖方面给栏目送反馈材料时,我对市纪委和市委办公室的同志说,希望不要因为此事对胡林英打击报复,并带点威胁地说,否则我们《焦点访谈》不会不管的。芜湖市的同志非常诚恳地保证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胡林英回去一段时间后,听说被安排到农校当副校长,还是副科级。
再以后,《粮食“满仓”的真相》参评中国新闻奖。由于这届评奖规定每个参评单位只能有一个一等奖,而中央电视已经有一条新闻获了消息类的一等奖,所以这个节目只好屈尊评论类的二等奖的第一名。不过,其他参评评论类的节目实在无法与《粮食“满仓”的真相》竞争,因此,这届中国新闻奖出现了一个怪现象:电视评论类的一等奖空缺。
再后来,又有观众受此节目启发,向我们比这次骗总理还大的新闻线索,但我们没做。

(本人1994年初从新华通讯社应聘到中央电视台尚未开播的《焦点访谈》栏目,先后担任栏目的编辑、主编和评论部中心组制片人。现为评论部《央视论坛》栏目制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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